负扣税：有70亿个积极的理由说明它需要改变

　　负扣税又回到了新闻中。但财政部正在调整模型的报道不应该让人感到意外，也不应该让政府觉得有必要隐瞒什么。政府和官僚机构应该时刻关注经济改革的机会，包括如何改善我们的税收制度。

　　澳大利亚的负扣税规则(允许借钱的人投资住房，并利用他们的损失来减少工资和薪金税)既不自然也不神圣。它们超越了被广泛接受的以投资收益抵消投资损失的原则。

　　与负扣税同时实施的资本利得税折扣政策只有25年的历史。实际上，1999年，资本利得折扣政策从对全部实际收益征税改为对一半名义收益征税后，持有负扣税住宅房地产投资的澳大利亚人数量才开始激增。

　　这些税收优惠——这是公共财政支出的一种形式——现在每年花费澳大利亚人数十亿美元。我们应该问问，这笔钱是否花得值得。这些措施的政策目的是什么?效果如何?

　　资本利得税折扣和广泛的负扣税规则的相互作用对澳大利亚的住房产生了特殊影响，鼓励了对住房的投机性投资，而不是其他形式的投资。

　　如果政策目标是提振楼市，那么这些税收优惠就不是什么好政策。这是一种支持租赁市场的低效方式，对支持新住房开发几乎没有帮助。在截至7月的12个月中，向住房投资者提供的1,220亿美元贷款中，只有18%用于建造住房或新建住房，而75%的贷款用于购买现成住房。

　　澳大利亚对负扣税的税收待遇比大多数可比国家都要慷慨。在美国和英国，租赁物业费用不能从不相关的工资和薪金收入中扣除。在加拿大，只有现金费用可以从租金收入中扣除，而不是折旧费用。

　　与其他许多经合组织国家相比，澳大利亚的资本利得税也更为优惠，尽管我们在负扣税方面不像其他国家那么特立独行。

　　格拉坦研究所长期以来一直主张联邦政府限制负扣税，并减少资本利得税折扣。政府应该限制负扣税，不允许被动投资的损失冲销不相关的劳动收入(工资和薪金)。

　　但被动投资的损失仍应被允许冲销所有当年度和未来的正投资收益，包括利息、租金收入和资本收益。个人和信托50%的资本利得税折扣应降至25%。

　　这两项改革应在五年内分阶段进行。每年可从工资中冲销的损失比例应降低20个百分点。资本利得税折扣的价值应每年减少5个百分点。

　　采用所谓的祖父安排——允许现有投资者保留其税收优惠——是另一种方法。但它也带来了其他问题，尤其是资本利得税的变化。祖父式的任何变化都会加剧代际不平等，而且还会阻止那些根据先前更慷慨的税收规定持有房产的人出售房产。

　　在我们看来，限制负扣税和减少资本利得税折扣最好被理解为良好的税收改革，而不是房地产政策的重点。

　　我们估计，我们提议的对负扣税的改变每年将至少带来20亿美元的收入，而减少资本利得税折扣每年将带来约50亿美元的收入。遏制这些“漏税”将扩大所得税税基，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减少我们对税率攀升的依赖，以完成预算修复的繁重工作。

　　削减不合理的税收支出，将有助于缩小政府的结构性预算赤字(目前约为GDP的1%至1.5%)，并将使我们的税收体系更加公平。

　　我们提出的改变也会对房地产市场产生一些积极的影响。我们的模型显示，房地产价格可能下跌约2%。在过去5年房价上涨约50%的情况下，这种影响微乎其微。但这些变化将帮助更多的租房者成为房主，因为他们将在拍卖会上与更少的投资者竞标。对我们提议的类似改革进行建模表明，住房自有率将从67%升至70%。

　　限制负扣税和CGT折扣并不激进。这些正是在下一届联邦选举之前应该提上日程的明智改革。

　　Aruna Sathanapally博士是格拉坦研究所的首席执行官;特伦特·威尔特希尔(Trent Wiltshire)是该研究所生态部副主任经济繁荣计划。